《礼记》有言：“建国君民，教学为先。”
书院，是中国古代独具特色的教育机构，肇始于唐，兴盛于宋，沿袭至元明清，穿越千年风雨，弦歌不辍。
在中国书院版图中，福建书院地位独特。有学者形容，福建书院“历史链条完整，且书院数量众多，属于书院发达地区”。
福建“八山一水一分田”的地貌特征，不仅塑造了山川秀美的自然景观，更深刻影响了古代书院的分布与学风。武夷山脉的幽静深邃与闽江流域的水运便利，催生了以武夷精舍、鳌峰书院为代表的书院集群。宋代以来，朱熹等理学家以闽北书院为基地，构建了影响深远的“闽学”体系；晚明至清代，福建书院再度复兴，从山林走向都市，更成为联结闽台的文化桥梁。
——编者
八闽大地，文脉悠悠，千年书院，星罗棋布。
西晋末年，永嘉之乱带来中原八姓入闽，也带来福建教育的启蒙星火。唐五代时期，随着中原汉人大举南迁，福建经济文化渐次兴盛，书院开始萌芽。山岭纵横、溪流交错的地理环境，使福建既远离中原战乱，又得山海滋养，成为文脉存续的天然港湾。两宋时期，福建以文教昌盛得享“海滨邹鲁”之誉，朱熹长期的讲学授徒活动更直接推动了书院建设。此后数百年，书院成为传播朱子理学的重镇，在传承文化、普及教育、培养人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展开剩余86%朱熹园石碑。陈天博 摄
— 滥觞 —
拓荒启智，问渠那得清如许
书院起自何时？学术界一般公认：书院制度滥觞于唐代中叶。而在福建，书院的萌芽或可追溯至更早。
莆田市区西南隅，广化寺内新复原的湖山书堂静静矗立。据《八闽通志》记载，南朝梁陈时期（502—589年），河南郑氏后裔郑露、郑庄、郑淑三兄弟迁莆田南山定居，创建湖山书堂，教读子弟，开创莆田文化教育之先河，史称“开莆来学”。历经传承，这片讲学之地逐步发展为南湖书院，当地视其有启蒙之功，让莆田成为“文献名邦”，此后千余年人才辈出。
“湖山书堂倡导儒家道学以教化乡民，与后来以培育人才为己任的书院十分接近，可视为福建早期书院的萌芽。”著名书院研究学者、《福建书院史》作者方彦寿说。
唐末五代，战事频繁、官学衰微，士大夫择山林名胜之地筑屋建房，或研究学问，或聚徒讲学，这便是书院的原始形态。此时福建书院渐成气候，呈现多元面孔：包括以教育家族子弟为核心的家塾型书院、儒者隐居读书的书院等。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当数松洲书院——福建首个有明确文献记载的书院。
漳州市芗城区浦南镇松洲村，唐中宗景龙二年（708年）创建的松洲书院坐落于此。历史上书院先建，后增建威惠庙，如今仍能看到“前庙后院”的独特建筑风格。“朝佩堂”上，“导乡民于礼乐，开士子之茅塞”的对联，彰显了书院的教育理念。
松洲书院大门。严洁 摄
创建者陈珦是平定闽南之乱的名将陈元光之子。他深知闽南民风剽悍、文化未开，遂以书院为据点开启边地教化。湖南大学岳麓书院教授邓洪波认为，松洲书院教学形式多样，既有针对士民的社会教育，又有聚徒授业的专门教学，教授方法侧重启发，被认为是我国第一所教学功能比较齐全的书院。
“松洲书院既接纳士族子弟，也向平民学子敞开大门，打破贵族对教育的垄断。尤为可贵的是，书院将中原文化与闽南本土文化相融合，使文化传承更具生命力。”漳州闽南书院院长叶明义说。
“福建早期书院的领先地位，不仅体现在时间上的超前，更在于‘崇文重教、经世致用’的精神内核。私家讲学传统、山林治学格局与文脉传承根基，让福建成为南方文化教育的重要阵地，也为外来学术思想的传入提供承接载体。”方彦寿说。
— 共生 —
理学传芳，新知培养转深沉
北宋时期，理学兴起。福建书院数量尚不多，但从事理学研究与传播已成趋势。
南宋时期，随着政治中心南移，理学向南传播。旷世大儒朱熹在闽北创办书院、讲学，推动理学兴盛，书院与理学的结合更加紧密——朱子及门人创办书院，问道切磋，著述讲学，流布理学；理学借由书院扎根生长，播撒四方。
武夷山市五夫镇，相传为朱熹手植的古樟树历经860余年风雨仍枝繁叶茂，恰似朱子理学思想的生命力。复建后的紫阳书堂前，半亩方塘水波潋滟，石壁上刻有《观书有感》——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”。
“这里不仅是朱熹的居所，更是他早期讲学的‘准书院’，朱子理学在此初现端倪。”武夷山朱子学校老师张贵龙介绍，“紫阳书堂规模虽小，却吸引了蔡元定、黄榦等一批早期门人从学。朱熹在此完成《论语要义》《孟子集解》等多部著作，使书院功能从授徒讲学延伸到研究著述。”
方彦寿认为，“教学与著述并行”的模式，正是朱子理学能够不断完善、传播的关键。
南宋乾道六年（1170年），朱熹讲学足迹转至太平山麓。南平市建阳区莒口镇马伏村，寒泉精舍文化园静谧清幽。“当时朱熹为母守孝，在墓侧建此精舍，从事研究、撰述，这里是他理学体系成型的关键之地。”建阳区朱子文化研究会会长祝熹介绍。
寒泉精舍见证了多部理学经典的诞生。朱熹编纂的《伊洛渊源录》首次梳理了北宋理学的传承脉络，为理学找到学术源头；与吕祖谦合编的《近思录》精选北宋理学四子语录，成为后世理学入门必读教材。
五年后，朱熹在不远的云谷山中创办第二所书院——晦庵草堂。草堂仅三间，却是潜心圣学、著述讲学之所。“当时朱熹的学生蔡元定在西山建精舍，与云谷相望，每晚师徒灯火相照，深夜苦读，灯灭则表示心中有疑，第二天师生二人就下山讨论，‘悬灯相望’成为流传至今的佳话。”祝熹说。
寒泉与云谷的讲学，让朱熹学派逐渐成形。蔡元定、林用中等弟子在此打下坚实基础，后来成为传播朱子理学的骨干。方彦寿所著《朱熹书院与门人考》记载，这一时期从学于朱熹的弟子有上百人，今可考见姓名的有22人。“在这段岁月中，朱熹完成了从学者到学派领袖的转变，书院成为凝聚学术力量的核心平台。”方彦寿说。
诗人陆游描绘的“朱公之徒数百千人”盛况，则到了朱熹创办武夷精舍时期。
武夷山九曲溪五曲隐屏峰下，武夷精舍绿树掩映。“如果说紫阳书堂是理学的萌芽之地，寒泉精舍是理学体系的奠基之所，那么武夷精舍就是朱子理学走向成熟、闽学声名远播的核心舞台。”福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张建光介绍，南宋淳熙十年（1183年），历经宦海沉浮的朱熹回到武夷山，实现多年的卜筑心愿。
武夷精舍位于福建武夷山隐屏峰下、九曲溪畔，南宋淳熙十年（1183年）朱熹始建，是朱子理学讲学著述的核心地标，今为朱熹园。福建日报记者 林熙 摄
朱熹为门人所题诗句“负笈何方来？今朝此同席。日用无余功，相看俱努力”，提示着这里曾有过“学子云集、论道不息”的盛况。
武夷精舍时期，朱熹讲学打破了地域与身份的界限，吸引“数百千人”负笈而来，既有福建本地学子，也有江西、浙江、广东等地英才。讲学八年，朱熹沿用《白鹿洞书院学规》，既让弟子诵读经典，更指导他们参与学术研究，如黄榦协助编辑《小学》、蔡元定参与《易学启蒙》撰写。这种“教学与研究共生”的模式，让理学思想在传承中不断完善。《大学章句》《中庸章句》等著作的完成，标志着朱子理学体系的最终成型。
张建光介绍，武夷精舍的学术氛围不仅始终开放包容，朱熹更敢于直言批评时人治学中推诿避难的风气，求真务实的态度让书院成为纯粹的学术阵地，陆游、辛弃疾、杨万里等人纷纷以诗词题赠，让朱子理学与书院文化声名远播。
— 绵延 —
文韵悠长，天光云影共徘徊
在中国书院发展史上，朱熹被后世学者冠以“书院之子”的美誉。这种称谓不仅源于他一生与书院的深度绑定，更因为他通过书院体系重塑了中国传统教育格局。
南宋淳熙六年（1179年），朱熹在知南康军任上修复了白鹿洞书院，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，成《白鹿洞书院揭示》，以“五教之目”“为学之序”“修身处事接物之要”确立了古代书院教育的理学纲领，被视作“中国历史上最早校训”。
十余年后，朱熹定居福建建阳考亭，创建考亭书院，将教育理念从纲领确立推向成熟实践，形成影响深远的“考亭学派”，铸就闽学之源，完成了朱子理学教育体系的最终建构。就此，理学精神在八闽大地生根铸魂，绵延千年。
建阳区潭城街道考亭村，麻阳溪畔复建的考亭书院气势恢宏。“宋绍熙三年（1192年），朱熹承父遗愿定居考亭，筑室讲学，命名竹林精舍，后扩建更名为沧洲精舍，淳祐四年（1244年）诏为书院，宋理宗御书‘考亭书院’匾额。”南平市朱子文化协会副会长张荣丽介绍。
如今，复原后的“道原堂”“清邃阁”“集成殿”无不诉说着当年讲学论道的盛景。“朱熹在此完成了《四书章句集注》的最终修订，把理学发展至新的高峰。同时，考亭书院系统践行‘学规、山长、学田’三大制度，推动南宋福建书院从私人讲学场所升级为官方认可的教育机构。”张荣丽说。
从南宋绍熙三年至庆元六年（1200年）逝世，朱熹大部分时间在此讲学授徒。来自闽、赣、浙、皖、苏、湘、粤等地的弟子聚集于此，中国理学史上著名的“考亭学派”由此形成并走向成熟。
与此同时，福建书院的建设也繁荣起来。据统计，南宋时期福建书院多达57所。
“除了朱熹本人创建的4所书院外，其他书院也与‘考亭学派’密切相关。这些书院以朱熹创建的书院为中心，犹如众星拱月，把南宋书院的发展推向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峰。”方彦寿说。
朱熹逝世后，黄榦坚守考亭书院继续讲学，蔡沈在庐峰精舍传承家学与师说，陈淳以“北溪先生”之名在闽南阐发理学，真德秀在西山精舍推广闽学，共同形成朱子门人广布、学术网络密集的格局。
沿“考亭文脉”一路向南，泉州鲤城区的小山丛竹书院藏于市井深处。“绍兴二十六年（1156年），朱熹任同安主簿时，曾在泉州资寿寺讲学，见此处山明水秀，留下‘小山丛竹’题刻。”泉州文旅集团讲解员杨成龙介绍，“书院在泉州发展，尤其在‘朱子过化’之后，呈现逐渐鼎盛的态势。”
据《泉州府志》载，学有所成的朱子门人有南安人傅伯成、李亢宗、黄谦，晋江人林峦、杨履正、杨至，惠安人刘镜等。大批门人活跃于泉州各地，积极传播朱子学说。自此，泉州理学大兴。所谓“自宋迄明，理学经济为本”，反映出“朱子过化”对泉州的深远影响。
小山丛竹书院的兴起与泉州书院群的繁荣，正是朱子及其弟子完善书院传播模式的生动印证。在福建，“私学起步—学派凝聚—官学认可—全域辐射”的模式不断复制推广，使福建从唐末五代的“僻远之地”跃升为“海滨邹鲁”，成为全国儒学传播中心。
这份文脉的辐射力并未止步于福建陆地之境。金门岛上，浯江书院以“专祀朱子”的独特规制、绵延不绝的教化传统，成为朱子理学在金门“过化”的鲜活见证。
“从南宋至清代，金门始终隶属于同安县，朱熹在同安主簿任内推行的儒学教化自然覆盖金门。如今前往金门，多处仍可见到‘紫阳过化’‘海滨邹鲁’的石刻、碑铭等这类遗存。”集美大学讲师刘慧钦介绍。
从麻阳溪畔到刺桐港边，从崇山峻岭到天风海涛，朱子及其弟子通过书院这一核心载体，完成了儒学的大众化、体系化传播，辐射至全国乃至朝鲜半岛、日本等东南亚地区，成为儒家文化圈教育发展与文明传承中的重要版图。
来源：福建日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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